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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訊（記者:孔硯秋 通訊員:硯秋）

　　結束通話后，我摘下耳機，腦袋嗡嗡作響，胸口劇烈起伏，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爭

　　結束通話后，我摘下耳機，腦袋嗡嗡作響，胸口劇烈起伏，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爭。伴隨一聲低沉的嘶吼，我感到小腿被針刺到了，低頭發現，是雪球抱著我咬了一口。我家貓只有在感覺危險時才會咬人。我意識到，自己在剛剛的電話會議上，又憤怒了。

　　這是我不喜歡開電話會議的原因，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，除非通話的另一方情緒穩定，慢慢說話，不打斷別人。我發現，一段情緒穩定，不慌不忙的對話在中國人之間很難展開。比如，同事J問我一件事情，我在敘述的過程中稍有停頓，話就會被接過去，甚至說了一半的句子還沒有表達出原意，J就已經順著被曲解的意思，拋出了下一個問題，于是，對話陷入不斷地拋出問題與解釋的循環里。有時候，跟在被曲解意思后面的問題里還夾雜著焦慮與否定。為了不被打斷，我講話的語速也會越來越快，甚至把說出口的句子變成情緒。搶著說話，好像是我們從小都在做的一件事情。

　　和美國工程師對話之前，我不知道說話原來可以是一件很享受且毫不費力的事情。比起使用母語，和工程師對話時，我更加頻繁地在句子中間停頓很多次，思考下一個單詞或語法，有時，在說出下一個句子之前，我會停頓甚至10秒鐘，但他從不接話，也從不指正或評判。和他交談時，我發現自己的語速也慢了下來。

　　關于為什么要講話這件事，我一直想不通。小時候聽大人們談起先天的身體殘疾，我就想，如果可以當個啞巴，我倒認為是一種恩賜。但不講話又是不可能的，每次講完話，我的嗓子都像被狠狠拉扯后的皮筋兒，仿佛再多說一句，就要斷掉。

　　我不知道為什么有人可以一直不停說話，我媽就可以做到，可她說話的內容在我的大腦里卻是一片空白。我爸是個話很少的人，他從不主動發起談話。問他問題，他的回答也不會多過三個字。親戚開玩笑地說：“你媽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。”至于我爸是不是一生下來就不愛說話，我記得自己上小學的時候他是說話的，不僅說話，他還會大聲喊：“離婚”，緊隨其后的，是盤子摔在地上的聲音和我媽哭泣的聲音。

　　對我爸的記憶，除了“離婚”和摔盤子的聲音，剩下的都是溫和與簡單。他從沒有對我大吼大叫過，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光也總是快樂的。這些時光里是不需要說話的，有時，我會主動問他：“爸爸，我今天的樣子好看嗎？”他的嘴角會立刻咧到兩旁：“好看～”，揚起的尾音讓我想起電影獅子王里，那個把辛巴高高舉起的父親。

　　我媽總是大聲地說話，也總是充滿，這充滿的聲音中，卻聽不出任何的快樂。她有一張痛苦的臉，這張臉有時又是委屈的。我總想讓她高興起來，于是我湊上前，咧開嘴角，問：“媽媽，我今天的樣子好看嗎～”，我故意在后面拖了一個長長的尾音。我媽看著我，抿著嘴唇，依然皺著眉頭，幾秒鐘里，我的心開始發慌。她還是說出了“正確答案”，可這兩個字進入耳朵的時候，我想起了小時候躲在被子里的我，捂住耳朵，接受窗外黑暗的天空里，隨時會傳來的滾滾雷聲。

　　說起來，這件事很玄，工作后的周三仿佛是個被施了魔法的日子。最近，我總會在每周的周三遇見倒霉事兒，然后接下來的周四、周五就都被毀掉了。我想破腦袋終于發現了周三里唯一的一個常量。

　　忘記了從什么時候開始，周會變得不再有意思，我的老板N有時會變得嚴肅起來?，F在，你一定認為我在開玩笑吧，開會難道不應該嚴肅嗎？可這就是事實：我們部門的周會像一場家庭聚會。每周，我都盼著周三，盼著這場聚會。

　　N今年48歲，是我們部門的經理。她面部圓潤，笑起來的樣子像30幾歲的少女。她講話聲音很輕，像秋天掛在院子里的風鈴聲。來公司面試那天，我結結巴巴地敘述完工作經歷，她只是咧開嘴，說：“你這么大了還帶牙套呀～”聲音溫柔得像個母親。

　　我從沒見過像她一樣寬容的老板，和她講話時云電腦電腦版，你永遠都不用擔心自己會說錯話。敘述的間歇，你會收到她充滿喜悅地“好的”，“嗯”，于是你會滿懷信心地繼續說下去，然后在句子收尾處，又會聽到一個拖著長長尾音的：“好嘞，謝謝。”你會覺得整個世界都是美好的，善意的。

　　我就職于一家總部位于美國的叫S的公司，S公司的產品遍布世界各地。可是相信我，你永遠也不會想用到S公司的產品。我們部門負責產品上市后監察。J是我的同事，她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，你永遠也無法預測什么時候她會忽然提高音量。

　　J提高音量時說的話，我好像都沒記住，就好像我記不住我媽說過的所有話。大部分時間里，如果一定要坐在工位上，我都帶著我那個寬大的頭戴式耳機，它能把我的兩只耳朵包裹的嚴嚴實實的，這雙耳朵好像鉆進了棉被，像小時候的我在躲避雷聲。

　　每次和我媽通完電話，我的腦袋都像是一塊木頭。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我捧著讀了一半的小說，不時地翻回前一頁確認人物關系和姓名。紙上的文字鉆進了眼睛，卻鉆不進腦袋。

　　上午的周會上，N在電話里的聲音十分冷淡，在我敘述工作時，她也一言不發，最后只說了一個好字。我的心開始發慌。吃完午飯，回到座位上，我打開2小時前N轉給我的《**公告》。J正在打電話。

　　忽然，我嚇了一跳，回過頭見她右手握著電話聽筒，拳頭攥得死死的。你得把這個給到我，這個是法規的要求?？諝庵胁紳M了嚴厲的味道，讓我想起了中學時的教導主任。我起身來到茶水間，接了杯咖啡。手機響了，是R。

　　R平時都在倉庫，負責產品出入庫放行。R總是說很多沒用的話，讓人覺得繞來繞去的，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想說什么，也永遠不知道為什么他總這么焦慮。

　　我真想把手機扔出去?；氐阶簧?，J已經掛掉了電話。這時微信響了，N在群里@我，問《公告》對我們有什么影響，可我才讀到三分之一。對于分配下來的工作，N從來沒有催過我。就在我說：“還沒看完”之后，她也沒再說話。我內心升起了一種羞恥的感覺。

　　在那個周三過后的很多日子里，我都一直認為自己腦袋不靈光。尤其之后，在聽了N吐槽別的部門同事“腦袋不靈光”那天開始，我更加篤定這個結論不只是我自己的想法。

　　從我承認自己像一個被貼上“不合格”標簽的產品時起，大部分時間里，我都想一個人待著。而多數人都認為總想一個人待著的人，多少是有點毛病的。一個“腦袋瓜不靈光”外加“有點毛病”的人，被賞賜了工作，就一定要懂得感恩才對。

　　2020年，疫情開始了，公司間歇性地封閉辦公室，鼓勵員工居家辦公。而對我來說，被隔離的不僅是入侵身體的病毒，也是入侵精神的病毒。當世界安靜下來，周圍沒有了對話聲，我才逐漸發現那個內在健康的自我，開始向下扎根，慢慢生長出來。

　　疫情開始的那個月，Q來了，她負責審核，與N一同Base在上海17寸筆記本電腦尺寸。Q充滿精力，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里，她的Teams頭像都處于紅色會議狀態。她好像總有說不完的話，即使一句話就能講完的事情，她也要打個電話過來：“還是打電話說吧，這件事情的背景是... 所以今天找你呢，是想...”，中間沒有停頓。

　　Q講話時很難被人打斷，她吐字清晰，句法完整，節奏像行進的部隊，鏗鏘有力。近3年的公司內審，數不清的人在她嚴謹的邏輯和窮追不舍的提問中敗下陣來。在Q面前，聲音大一點兒也不好使，每次J和Q對話，我都感覺J像變了一個人。

　　曾經的我也認同邏輯與理性，反對“情緒化”。這種認識好像是我們生活的社會里的“普遍標準”。人們把邏輯與理性守護的“正確性”作為武器，不斷地獲得話語權，向上攀爬，勝利者站在高處。

　　我總在問自己，如果邏輯正確如此重要，我是不是也可以順著Q的觀點說下去：“上善若水，所以人是的。”

　　2022年夏天，公司開始裁員，我給N寫了辭職郵件，這是我第三次給N寫辭職郵件。點擊發送后我依舊如往常，盼望著她發來那句：“你又瞎想什么呢？”而另一方面，我又阻止不了自己強迫性地“瞎想”后，想逃離這個“大家庭”。

　　“可是，數據錄入的工作，我一直做得很好，為什么被拿走了...”“而且，獵頭打電話給我...我發現...自己的經驗...哪都去不了...”

　　“可是...我早晚得走...我已經半年沒去過辦公室了...我不能總這么躲著，早晚傳到大老板那里...”

　　我盡可能詳盡地解釋自己不想去辦公室，是因為認識到在家辦公效率更高。我發覺，我總在解釋，即使別人沒有提問，我也要解釋，事無巨細地描述自己的每一個心理過程。我解釋了一個人待著，答案會自動出現在腦袋里；我解釋了自己會吸收環境里的聲音，對于這一點，我又無能為力。

　　“你以為大老板不知道嗎？”N說，“直線老板認可就行了。”“而且，你知道嗎？咱們部門也要裁員，你是那個被留下來的人。”

　　2022年的后半年，我像是飄起來一樣，我像那個在空中迎接陽光的辛巴。與此同時，我責怪自己為什么總“瞎想”，責怪自己的“毛病”為什么總也改不掉。N好善良，像個女神，我總是欺負她，她還要我。飄起來的我又在想：是誰代替我走了？會是J嗎？大聲吼叫畢竟會讓人不舒服；難道是B？她總說自己啥也搞不明白；我是那個被留下的人，這代表了我的腦袋是“好使”的，我的工作是重要的嗎？

　　這段時間里，我和N聊天的次數增多了。我們從原生家庭聊到社會制度，從自身性格聊到同事關系。N總在說：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。我總試圖從邏輯上說明這句話的不合理。我不斷將自己隨時涌出的情緒告訴她，但這種沒辦法具體言說的感受，經常讓我們之間的對話陷入辯論與隱晦地爭吵，我能聽到她平靜話語背后的暗流涌動和劍拔弩張。每當產生這種感受，我會下意識地認可她的觀點，而她也恢復了母親般慈愛的模樣。

　　當回過頭翻看這些對話時，我卻不敢直視屏幕上的文字，如果對話是通過電話，我竟怎么也回憶不起當時說了什么。我隱約感到自己拔出來的劍會刺傷她，就把劍留在鞘里，但接下來的幾周甚至幾個月，我都會在夜晚，被忽然涌現出的憤怒捶打，或在睡夢里喊出臟話。

　　春節回家看望奶奶，看見她萎縮的身軀，站在門口迎接我，我忽然想哭，覺得自己不孝順。最近十年，我幾乎沒有去看望過她，每年春節親戚們或我媽打來的電話都像一道緊箍咒，我說不清自己為什么不想回家，哪怕一年只回一次。

　　我忽然想起某年一天中的一段對話。部門微信群里，N對B說：“幫我找一個XX”。2秒鐘后，B把N要的東西發到了群里。

　　“關鍵還要什么都能拿得出來。”N說，“Jin，隔壁群在說**的事情...”，“你學營部的C是怎么處理事情的，她邏輯十分清晰17寸筆記本電腦尺寸。”

　　在這個世界里，仿佛只要開口說話，就會是獲勝者。在公司里，開口說話的人是好員工。在家里，開口說話的人是好母親。她們認真、負責，她們一直不停地告訴你：什么是對的，什么是錯的。她們會奪過你手中的瓶子，一邊擰開蓋子，一邊說：“我不告訴你怎么開，你不會。”

　　最近和J交接工作，我依然被她時常出現的焦躁情緒感染，然后遷怒于她。和我講話時，她仍舊把隨時想到的問題拋出來丟給我，我便停下來，解釋她的提問。我不想順著J的思路，去解釋繁瑣的細節，我不希望用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來誤導她，但J好像習慣了被“教授”這件事。

　　我是理解她的。我們都是生長在這片廣袤上的靈魂，我們有著同一個信仰，同一個目標，同一個夢想。我們是一，我們不能是二，也不能有二。我總在想，如果小時候家里人不是那么看重教育，或許我的腦袋會“好使”一些。

　　越靠近最后的日期，我越發感受到J的溫柔，以及N的脆弱。我像那個站在奶奶家門口的女孩，覺得自己不孝順。

　　“每個人有不同的理解。”這是我第一次不正面回答N的問題。“我也希望你理解我看見的東西，對我來說是真實的，盡管你們看不到。”

　　我不敢盯著N發來的文字看，我不敢想象這些文字背后的可能性。我依然感覺到心臟在猛烈地跳動，感覺身體在準備迎接或是已經進入一場戰斗。我不知道她是繩子，還是蛇。亦如5年來的每周三，我盼望著卻又害怕聽見她的聲音，有時感覺被愛著，有時感覺自己被打了耳光。

　　克里斯眼睛里的光消失之前，他微笑著望向天空，出走前的他跑向父母張開的雙臂，眼睛里充滿淚水，屏幕上浮現出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：“如果我面帶微笑，投向你們的懷抱，會怎樣？你們是否能看見，我現在看見的天空。(What if I were smiling and running into your arms? Would you see then, what I see now. )”

　　N大概是想告訴我，我就是影片里的克里斯。“你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，但你的問題是，道德標準太高。”N在半年前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耳朵里出現了另外一個聲音，這個聲音慈愛、溫柔，這個聲音的主人優雅、體面、從來不會大喊大叫。它的主人曾經說過很多話，將來也一定要說很多話。她曾經說過的話，有些被我記住了，有些被我遺忘了。這些或被記住，或被遺忘的話鉆進我里面，成為了我的一部分。這個部分的我，一直在對自己說：“乖，聽話，人是要被教育的。”

　　今天又是周末，小朋友練琴很準時，雖然難聽，但比起老人們的咒罵聲，這琴聲也算得上樂聲了。我不知道為什么老人們總喜歡咒罵，聲音洪亮，像炮彈落在地上。

　　新房委托的裝修公司打電話給我，問我廚房門要不要修理。接起電話時云電腦電腦版，一個粗暴的聲音穿過耳膜，像是要把我按在地上，問：你服不服。我不知道讓另外一個人屈服和修理房門有什么關系，有一種說法是，如果你不表現得兇狠別人就會看不起你，欺負你。

　　我想起信天主教的J17寸筆記本電腦尺寸，曾經提起父親是村里的村官，村里有一群不受管教的小年輕，只有父親鎮得住。她說：“你就得吼，他們才聽話。”J有時挺溫柔的，她曾經說：希望自己能感化別人。

　　至于我辭職的理由，一直沒有給N一個她認可的答案。我內心深處好像一直不敢承認的一件事，就是：N有時像奶奶17寸筆記本電腦尺寸，而我愛的人們，是人間里的強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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